抑郁症一词，源于拉丁文“压抑”（deprime）。1665年，英国作家巴克尔用此词描述一些人在精神上的严重压抑。此后，该词被收入医学词典，用以界定隐性和生理上表现出的情绪低落。19世纪末，德国精神科医生克雷丕林提出了躁狂-抑郁性精神病的概念，用抑郁代替了压抑。 　　从全国范围看，预计到2020年，就疾病负担（GBD）而言，抑郁症将成为继心脏血管病后的第二大疾病。全世界的抑郁症患者数目则超过两亿。因抑郁症的各种消耗，全世界每年损失2%-5%的产值。全球处方量最多的10种药品中，抗抑郁药占3种。

　　是心病，还是脑病

　　“抑郁症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。”据北京天津圣安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副医生王刚介绍，“抑郁症是基因和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。单纯具备遗传因素，而不具备导致发病的诱因，不一定会得病。反之，只有诱因，本身不具备遗传因素，也不见得会得。”

　　在现代精神医学或心理学中，抑郁症被认为是一种心境低落和活动减少的状态，其主要临床特点是显著而持久的情绪低落，表现为精力减退、持续疲乏、活动减少及兴趣感丧失等。也因此，抑郁症常被误以为是单纯的心理疾病。

　　其实，早在20世纪中叶，研究人员就发现，抑郁症与脑内五羟色胺、去甲肾上腺素、多巴胺等神经递质失衡有关。神经递质失衡则和基因的表达调控有着密切关系。

　　而这一病症在中国，则被长期忽视。北京回龙观医院抑郁症医生邸晓兰回忆，1983年，她从医学院毕业进入精神病专科医院时，精神病院还被叫做精神分裂症医院，医生则被统称为奋乃静医生。“因为几乎所有的精神病院的病人都被诊断成精神分裂症，奋乃静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常用药。”

　　邸晓兰透露，上世纪80年代以前，我国精神病学界对抑郁症诊断概念狭窄，诊断率非常低。1993年，WHO（世界卫生组织）多中心合作研究显示，15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内科医生对抑郁症的识别率平均为55.6%，当年，中国上海的医院内科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仅为21%。

　　“直到现在，老百姓理解的精神病，往往指的是精神分裂症，这和我们医学上的说法是不同的。”王刚说为避免歧视，精神科医生更愿意将“精神病”称为“精神科”，而抑郁症则属于重症精神科之一。

　　谁是“中标人群”

　　在一些医院精神科的宣传栏上，有时会写着“抑郁症跟意志、品行无关”等宣传语。

　　“抑郁症发病原因十分复杂，但确实无关意志、品行。”从医20多年来，王刚发现，35岁左右属于抑郁症高发期，女性发病率是男性的两倍。产后、更年期则是女性抑郁症的高发阶段，且文化水平越低，经济水平越差的地方，发病率越高。

　　“这个需要解释一下，”王刚指出，“很多人认为文化层次高的人更容易得抑郁症或容易因抑郁症自杀，这是因为这个群体就诊率高，引起的社会关注度高。实际上，不管北京市流调还是国外流调都显示，患病率和文化水平、经济水平呈负相关。”

　　在性格上，王刚认为，性格粘滞、追求完美、注重细节的人更易患病，“一般来说，不管任何原因导致的情绪低落，只要连续两个星期，就需要看医生了。”王刚给出了患者自我检测最简单的标准。

　　在精神科医生们看来，目前治疗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，就是公众对抑郁症的认识不够。

　　2003年北京市流调结果显示，抑郁症患者就诊率不足10%。这显然和社会歧视不无关系。几年前，IBM公司就辞退过抑郁症员工袁毅鹏，后者将其诉诸法律，该案件也因此成为“反抑郁症歧视第一案”。另有精神科医生出诊时发现，一些患者宁可自己花钱治疗，也不愿走医保；还有人就诊时不用实名，怕被单位知道。

　　“包括我们医务工作者自己都存在误区。”王刚说，他曾给一个同行下过抑郁症诊断，对方拿着诊断书，当场号啕大哭。

　　是吃药，还是看心理医生

　　“到我们这儿看病的人，一半以上在来之前找过心理医生。”在王刚看来，这很好理解。首先，找心理医生显得高雅些，患者自己感觉上也舒服些；其次，不会被打上进“精神病院”的标签。“但我国心理医生、心理咨询师的队伍大部分人没有医学背景，更没有精神科的专业背景。他们很难区分咨询者有病还是没病，容易出现误诊误治。”

　　“国外认为，心理治疗是抑郁症治疗的辅助手段，如果单独使用，只适用于轻度抑郁。到中重度，一定是药物治疗为主。而且不管是轻度还是重度，抑郁症都要有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。我个人觉得，一旦明确诊断抑郁症，应该强调的是综合治疗，除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外，甚至需要其他科室加入。”王刚认为。

　　抗抑郁药物问世于上世纪50年代，它们被广泛用于治疗重性抑郁，同时也对心境恶劣障碍和双相障碍有治疗作用。

　　但显然，用药也存在一定风险。几乎所有抗抑郁药物在发挥作用前都存在一至四周的滞后期。走投无路的病人在寻求帮助时，往往被告知他们要等上几周症状才会改善。这好比一条小鱼不幸跌落在风吹日晒的石板路上，但那些答应营救的路人却说：耐心等吧，等我们引水来救你。可往往还没等他们引来水，小鱼已经被晒成了鱼干。

　　在治疗方式上，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医生李献云有着不同看法。她认为，抑郁症患者并不是只有用药一种方法，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也可以，但必须是正规、系统的心理治疗。“心理医生不是我告诉你要做什么，而是我引导你做什么，然后由你自己一步步去做。心理治疗中，最重要的是彼此信任。重度抑郁症也可以接受单纯心理治疗，由此来改变神经递质。当然，在找不到合适的心理医生的情况下，坚持用药也是很好的选择。”

　　美国作家安德鲁·所罗门在《忧郁》一书中详细描写了他寻找心理医生的过程。在换了十几个心理医生后，他得出结论，“不要找令你嫌恶的治疗师，不管他的医术有多好，只要你讨厌他，就不会有效果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比医生还聪明，并不一定是你错：拿到精神病学或心理学学位，并不代表这个人是天才。”

　　其实好多生命都可以挽回

　　“基本上每个精神科医生都遇到过自杀的患者。”王刚透露，10%-15%的抑郁症患者最终会选择自杀。

　　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医生李献云提供的另一组数据显示，根据对北京市50家综合医院198个重性抑郁发作者的调查结果，65%的人有过想死的念头，50%有无望感，真正有过自杀行为的占7%，24%亲友和熟人有过自杀行为，64%从未因心理问题寻求过任何帮助。李献云特别强调，该调查只针对综合医院，综合医院抑郁症患者病情比专科医院轻些。"

　　国外有研究人员发现，年老情感障碍患者比年轻者更容易发生自杀。此外，男性抑郁症患者自杀死亡的风险为女性的3-4倍，而自杀未遂者中，女性为男性的3倍。这与两性所采取的自杀方式有关，女性较多采用服毒、吞异物等较温和的方式；男性则多采用上吊、跳楼等较剧烈的方式。

　　“其实好多生命都可以挽回。”王刚回忆了一下大部分死亡病例后发现，基本都是患者本身不接受这个病，拒绝用药、住院，以致最终产生了强烈的自杀意愿。

　　王刚接诊过一位年逾七旬的抑郁症患者，因嫌医院条件不好，拒绝住院，在医院附近包了个宾馆住，家里人轮流陪着。几天后，王刚接到电话，说患者跳楼自杀了。

　　有研究显示，约80%的自杀者曾在行动前以各种形式表露过自杀念头；亦有抑郁症患者会选择微笑式自杀，用笑脸迷惑周围的人，在大家放松警惕的时候，结束生命。

　　患者们自杀的方式更是千奇百怪，但大部分经过了缜密且长时间的谋划，并认真写下了遗嘱。“我问过一些自杀未遂的人。”王刚透露，这些人一致认为，从楼上跳下来的那一刻，并没有恐惧，大地反而会让他们产生皈依感。此外，抑郁症患者最大的特点就是指向自身，将所有问题归到自己身上，觉得自己的存在给别人添了麻烦，认为自己的毁灭是让别人得以解脱。

　　李献云所在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成立于2002年，主要职责是“开展与自杀及预防自杀有关的研究工作，提供与预防自杀有关的社会服务”。其干预的对象，一是经常在医院门诊治疗的抑郁症患者，二是打心理危机干预热线并热切表露出自杀意愿的人，三是综合医院急诊室就诊的抑郁症患者。

　　“其实无论是抑郁症病人，还是其他想要自杀的人，都有一个共性，就是一方面想死，一方面还想活。”李献云分析，“但对他们来说，活着找不到解决目前难题的办法，那死就成了最简单、最直接的办法。”

　　李献云等人最常用的干预手段，是认知行为治疗或问题解决治疗。前者是从认知层面调整患者的想法，帮助他们修正之前形成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。“面对同一件事的时候，人们会有不同的解释，这跟他们之前的成长经历、家庭环境等有很大关系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教会他们如何从积极的角度解读事件，如何客观地看世界。”李献云进一步解释。

　　问题解决治疗，则是帮助患者把问题理出来，系统地一步步去解决。而一旦解决问题能力提高，对方就会发现原来自己可以掌控生活，自杀念头也随之慢慢打消。

　　赶到自杀现场进行干预，也是李献云等医生们平时要做的。“这种时候，自杀者的思维往往很僵硬，只集中在自杀这件事上。而医生们则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对方从他的思维中拉出来，让他回到现实。我们需要把他想活的力量、牵挂的东西了解到，用这些把生命挽回。”

　　“对抑郁症患者来说，按照现有的治疗手段，只要就诊，大部分人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控制，总体上还是比较乐观。”王刚最后表示，目前亟待解决的是关于抑郁症的全国性流调，“这个数字很关键，是决定未来方向的，但目前我们还没有”。